每逢回家过年，去姑妈家走亲戚时，总会路过曾经就读的小学。那里已是当地某个裁缝老板的厂子了，西面那个小小的池塘，早已飘满杂乱的浮萍，失去了灵性。尽管每回去池塘西面公墓里哥的坟头去默拜，常会东望近在咫尺的小学围墙，但再没踏进那块土地。
哥仅比我大1岁，却经历了比我丰富得多的小学生活。他进学那年，赶上“文革”尾巴，还会在课上喊口号，我一直遗憾着，没亲见那样的日子。轮到我进学时，忽然有了幼儿园的概念。有意思的是，那些比我大1岁以上的学哥学姐们，有不少连留级的资格都没够上，从一年级（因为在我念书之前，没幼儿班）掉到了幼儿班，跟我们这些小屁孩一起重做“幼儿”。
印象中，我似乎只交了2块钱的学费，上了一个学期的幼儿班。2元学费换回来的，大概就是，几本书，几本练习册，一张矮桌子中的一半，以及那个矮矮胖胖、腿有点瘸的女老师的陪伴。女老师一直在这所小学里教书，而且一直带幼儿班，乡里的口碑很好，因为腿的不便，更为父母辈所敬重。女老师教了我们什么一点都不记得了，有点印象的是，总管着我们的午睡，谁要不老实，总会被她罚出教室去站着。
从幼儿班每天扛着板凳去上学，到二年级评上少先队员却因为没买到红领巾而没能当上，那段日子在我的记忆里是空白的。印象里，两排白墙青瓦顶的教室前，稀疏地植些南方最常见的槐柳。教室西端是一处浅浅的小池塘，大概因为顽皮的同学，下课或放学前总闲着没事往池塘里扔石子玩，所以水面上从没见到过鱼。教室东端，连着被踩得发白的土路，沿着那条蜿蜒在田间的土路，我和哥两个，一前一后，五里地的样子不用二十分钟就能到家。
在读四年级时学校才买到红领巾从而正式成为少先队员前，我的学业大概只能算是马马虎虎。那时，父母都在集体企业里做事，我和哥的学业从来不管，只要放学后不出去野就好了。而老师们，大概看我有点憨得可爱，总安排一些拖鼻涕的女孩子跟我坐一桌，我也没啥意见。
印象里，五年半的小学生活，最特殊的是读四年级时。四年级打过一次架，双方都皮开肉绽，班主任，一位斯文而又不失威严的女语文老师，把我叫到她的办公室，什么也不跟我说，让我罚站。后来肚子饿得厉害，委屈的快要哭出来了，才说，让爸妈来领回去。
也是在四年级，从本乡一个很远的大队调过来一个年轻男老师，长的五大三粗，印象深刻的，是他的特殊教育方式。在课上，不认真听讲，回答不出他的问题，或者交头接耳……反正诸如此类的事吧，他都会眼睛盯着那个同学，面色严肃地走过去，然后揪住同学的耳朵从凳子上往上拎，直到不能再拎为止。印象里，在我身上也发生过一两次这样的拎耳朵事件。
如今，小学早已搬到新址，盖了全新的校舍。喜欢拎耳朵的男老师也早已失去信息，小学同学除了可数的两三个有印象外，其余已没有联系。除了小池塘还在，那片小天地已经完全变样，包括，无法还原的回忆。
